管廊建设PPP项目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低症结出在哪?

人诚信重 发表于 2016-04-06 10:59:00 | 打印
  现阶段的PPP模式存在着“三高一低”现象:所谓的“三高”是指,中介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的热情高;央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参与PPP的兴趣高;政府对推广运用PPP的期望值高。“一低”则是PPP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体即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低。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我们政府运作PPP的模式有关。
  1.政府最希望央企和地方国企参与PPP项目,如果是央企或当地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那么对项目回报的要求可能会低一些,甚至可以不计回报。这样有利于谈成PPP项目。而社会资本会锱铢必较谈判较难,政府谈判代表专业度不高。出于懒政的思想和政治正确的保险,理所当然的和国企合作了!
  2.出于1的原因政府在设计PPP项目时,会有意无意的排除社会资本,如投资金额巨大、资质要求较高等,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难以达到。
  3.PPP招标的心态没有转变,项目建设招标是甲方乙方的关系。传统项目招标是给自己找“保姆”或“仆人”而PPP项目招标是“择偶”要在一起合作几十年的。 招标是PPP模式中社会资本与政府实质接触的首要环节,这个环节中政府能否做到公平和公正将直接决定着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政府要做到公平、公正就必须对所有竞标者一视同仁,真正基于竞标者的资质、出价、融资能力以及在业内的过往表现等来选择,而不是基于人情关系或慑于领导权威等非相关因素。更要杜绝贿赂,婚前一方给另一方送礼,那婚后还能平等吗?
  4.既然是结婚双方就要多沟通:谁做的不够,谁做得多也没有回报,谁要改正!
  这就是政府在PPP项目要设置动态谈判机制: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中,政府首先必须清楚的一点是,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并不是来做慈善的,而是看重了公共项目相对稳定而长期的盈利空间。所以,政府在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中,不能只考虑借助社会资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以及化解地方债务等有利于政府的一面,还要考虑留给社会资本一个合理的盈利空间的一面。但由于这些项目的合作时间一般都在十年之上,甚至是二十、三十年,谁也无法准确预测这期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政府只拘泥于初始合同条款,而让所有变故带来的风险都交由社会资本承担,则社会资本就一定会对参与PPP项目心存顾虑。 为了打消社会资本的这种顾虑,就需要设置一个动态谈判机制,该机制将对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新谈判并修改合同事前设置双方认可的条件,比如重大自然灾害、运营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等的重大变化,导致原有的合同规定条款无法执行,社会资本失去营利空间等(当然其自身经营所导致的问题不在此列),社会资本就可以依规提出重新谈判需求。这个机制的设计实际上就是给社会资本吃颗定心丸,即在几十年的合作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非自身经营类的重大变故,政府会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与其重新谈判,以保证其得到相对合理的利润。
  5.美满的婚姻是建立平等、自由、守信的基础之上的。
  具体到PPP项目中,
  所谓“自由”就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是否采用PPP模式合作提供某种公共服务,是双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即社会资本参与某一个PPP项目是基于其对风险、盈利机会等评估后的自主选择,而政府选择某一社会资本作为合作伙伴也是基于其对服务、效率以及成本等评估后的自主选择,无论是政府对社会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对政府都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
  所谓“平等”就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在 PPP模式中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二者之间既不是雇佣关系,更不是科层制中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命令和服从关系。
  所谓“守信”就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都要严格遵循合同规定,要像敬畏法律一样敬畏合同。项目如何实施、政府对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具体指标、监管权限、社会资本的参与模式、获利方式、特殊情况下的再谈判机制等等,都需要在合同中尽可能详细约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在不征求和取得另一方同意的前提下,单方面修改或终止合同。这就是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要求是一样的,但基于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即政府由于拥有公共权力并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相较于社会资本而言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契约精神对政府的要求就更为迫切也至关重要。而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更擅长于以权力而发号施令的政府而言,无疑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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